西安张家堡新莽墓出土及其相关问题

　　西安张家堡新莽墓出土及其相关问题 　　《文物》 2009年05期 张小丽（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馆 员） 　　张家堡汉墓群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村东北，西距汉长安城宣平门约

西安张家堡新莽墓出土及其相关问题

　　西安张家堡新莽墓出土及其相关问题

　　《文物》 2009年05期 张小丽（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馆 员）

　　张家堡汉墓群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村东北，西距汉长安城宣平门约2．5公里。迄今为止，汉长安城东侧已发掘清理了数千座两汉墓葬，其中以西汉时期墓葬为主，这些资料或已出版报告，或已发表简报。2006年底至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配合西安市行政中心北迁项目建设工程中，又于张家堡发掘了数百座两汉墓葬。此次发掘除一批西汉时期小型墓葬之外，还发掘了3座中型墓葬，其中有一座属新莽时期的墓葬（M115）保存较好[1]，出土的具有浓厚的仿古意味，这一发现十分重要，为两汉用鼎制度的研究，特别是为新莽时期礼制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现就墓葬出土的及其相关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 的特征与时代

　　出土的，包括5件铜鼎和4件釉陶鼎。9件鼎形制相同.大小相近.显然是专门制作的一套礼器。

　　首先考察一下中的4件釉陶鼎。

　　陶鼎出现较早，西安地区盛行于战国、秦及西汉时期，《西安南郊秦墓》[2]、《西安龙首原汉墓》[3]和《长安汉墓》[4]中，大多数墓葬出土陶鼎1～3件不等，鼎与盒、壶、钫等组成一套完整的仿铜陶礼器。就西安地区汉墓来看，黄釉陶鼎是西汉中晚期开始出现并且流行，绿釉陶鼎则盛行于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并且新莽时期的墓葬中随葬陶鼎已有所减少。东汉墓葬中很少随葬陶鼎，《西安东汉墓》[5]所收录的98座典型墓葬中，仅有2座墓葬出土陶鼎2件，这2座墓为家庭合葬墓，陶鼎应是早期埋葬时的随葬器物。

　　M115出土的4件釉陶鼎，器体硕大，形制特殊，为子口，半球形腹，圜底，底附三蹄形足，足较细长，足跟稍外鼓，内侧呈三角棱形，口沿两侧附对称方形穿耳，器腹上部饰比较疏朗的窃曲纹，均高40．8厘米。虽然其形制与一般小件鼎形制相同，大小相近，显然是专门制作的一套礼器。型釉陶鼎不同，纹饰也是仿制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盛行的窃曲纹，但陶鼎器表施浅绿色釉，仅这一点就可以断定应是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制作，结合墓葬形制及出土的“大泉五十”钱，可进而确定为新莽时期制作。

　　再来考察5件铜鼎的制作年代。5件铜鼎形制、大小相同，均通高45厘米，子口内敛，半球形腹较深，蹄形足略高，微外撇，足内侧平直，断面呈半圆形，方形附耳先平伸出，而后上折。口沿下装饰窃曲纹，上下各有凸弦纹一周，器腹靠近耳根有凸棱一周。出土时铜鼎内的淤土中清理出大量的银扣边，并发现有铜质握手，因此可以确定铜鼎上原有朱漆木盖，盖上方有铜握手，边缘用银片扣边，相当华贵。

　　从目前发现的两汉时期的半球形腹铜鼎来看，器体都很小，器壁较薄，高一般不超过20厘米，蹄形足较矮，足跟发达，中部较细，足底较宽，方形附耳外撇或为环形耳，上有覆钵形

　　盖，盖顶有等距离三环形纽，器腹有凸棱一周。器表素面，沿用了战国晚期半球形腹鼎的形制，如西安北郊枣园大型西汉早期墓葬出土4件铜鼎[6]与战国晚期的铜鼎形制相同。值得一提的是，两汉铜鼎部分在口沿下外壁刻有简短铭文，铭文内容以器名容量和重量为主，部分有制作年代和机构，如1961年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中，5件铜鼎均有铭文[7]。到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此类铜鼎的足开始变瘦长。M115出土铜鼎的形制与西汉晚期的铜鼎相同，耳、足、耳下的凸棱等都是典型的西汉晚期特征。

　　张家堡M115出土的9件鼎腹壁上部均饰窃曲纹，窃曲纹又或称为饕餮纹和龙纹的一种，也称为兽目交连纹[8]，盛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就基本消失了。西汉时期铜鼎多为素面，部分铜鼎器表鎏金或饰繁复的蟠虺纹和卷云纹。M115铜鼎上的窃曲纹，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流行的窃曲纹有着细微差别。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窃曲纹，转角比较圆润，或转角处伸出短小的尖足，而M115铜鼎的窃曲纹转角方折，显得十分僵硬，应是仿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窃曲纹。

　　西汉时期随着周礼的衰微和仿铜陶礼器及冶铁技术的兴起，青铜礼器开始向实用器转化，出土的许多铜鼎底部残存有烟炱痕。M115出土的5件铜鼎制作精良，保存较好，无使用痕迹，应是用于享祀的青铜重器。

　　二 与王莽改制

　　列鼎是西周时期出现的一种制度，《公羊传·桓公二年传》何休注：“礼祭，天子，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可见西周时期的用鼎数量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已有学者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9]。东周时期，随着社会变革和西周宗法制的解体，用鼎制度逐渐混乱，僭越现象常常出现。战国晚期至秦代，一些规模稍大的墓葬还出土有铜鼎，如西安北郊尤家庄20号战国晚期墓葬[10]出土有4件铜鼎；小型墓葬则已较少随葬铜鼎，如西安南郊光华胶鞋厂和茅坡邮电学院的255座秦墓[11]中，没有出土一件铜鼎，世家星城发掘的秦墓中仅出土铜鼎2件。

　　西汉时期用鼎制度进一步衰退。从目前两汉诸侯王墓和列侯墓的发掘情况来看，随葬成套铜鼎的墓葬很少，除部分窖藏之外，一般墓葬基本不随葬铜鼎。关中地区发掘的西汉墓葬也只是个别墓葬随葬一或两件，像西安枣园西汉积炭墓出土4件铜鼎，已是非常少见，而且数量也难以和列鼎制度相合。其他地区，也只有一些大中型墓葬或部分诸侯王墓还随葬铜鼎，且用鼎数量已不再严格，像山东常青双乳山M1随葬铜鼎9件[12]，已是十分少见的一套列鼎，而其他小型墓葬也基本不见铜鼎随葬。由于目前发现的新莽时期墓葬多为小型墓葬，大中型墓葬很少，因此这一时期的用鼎制度尚难以考察。西安地区的东汉墓葬已不见铜鼎随葬。

　　张家堡M115随葬的，5件铜鼎和4件釉陶鼎，形制、纹饰相同，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组合，其中5件铜鼎大小相同，4件釉陶鼎也大小相同，通高则略低于铜鼎。5件铜鼎并未大小依次递减，而是大小相同；组合中用4件与铜鼎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近的釉陶鼎，与5件铜鼎配成一套，如此组合的列鼎还是首次发现，这对于列鼎制度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西汉中晚期以后，青铜实用器占据主流，如灯、熏炉、灶、盆、樽、钫、壶、勺等。《长安汉墓》收录的139座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的中小型墓葬以及《西安东汉墓》收录的98座新莽至曹魏时期的墓葬中，没有出土一件铜鼎[13]，主要是铜日用器，诸如盆、灯、带钩、铜镜等，另外仿铜陶礼器和日用明器成为随葬器物的主流。然而M115这座新莽时期的墓葬却出土了，并且的特征呈现出诸多复古因素，这一特殊性使我们认为的出现应当与王莽改制有关。王莽摄政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了一系列的改制，在礼制改革方面，王莽遵从周礼，《汉书·王莽传上》有“今制礼作乐，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正是由于王莽托古改制，使已经衰落的周礼又得到了暂时的尊崇，M115出土的的特殊性和纹饰呈现出的仿古因素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中的4件釉陶鼎与同出的小釉陶鼎形制完全不同，而是仿制5件铜鼎的形制和纹饰制作，本身就是最为典型的仿古。M115在纹饰上仿制西周铜鼎纹饰，在数量方面严格遵照周礼规定，这些都应与王莽托古改制紧密相关，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