涮羊肉究竟是不是忽必烈发明的？

　　但凡逢年过节，各地的餐馆酒家都会变得热闹起来。中国的饮食向来被国人视为骄傲，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自豪地评价：“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其

涮羊肉究竟是不是忽必烈发明的？

　　但凡逢年过节，各地的餐馆酒家都会变得热闹起来。中国的饮食向来被国人视为骄傲，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自豪地评价：“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其中的魅力究竟来自何处呢？

　　文史学者郭晔旻在最新出版的《和苏东坡一起吃饭》一书中，便探索了舌尖上的古代中国——猪肉如何占领中国人的餐桌？辣椒又是如何征服中国人的味蕾？江南菜是在什么时候变甜的？他从五方美食看中国的饮食文化与社会，讲述中国人的味蕾和食材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又是如何带上了历史的痕迹。

　　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地理摘录其中“涮羊肉”一章: 这道征服了大江南北的美食，是忽必烈发明的吗？

　　《和苏东坡一起吃饭》；郭晔旻/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8金风送爽，涮肉飘香。每当秋风乍起之后，吃火锅就更成了各地食客的一大快事。尤其是在隆冬时节，锅膛中炭火熊熊，锅里面鲜汤沸滚。用筷子夹起一片片薄如纸的羊肉，在火锅中略微一涮，再夹出蘸上调料，这便是一道如今尽人皆知的美食——“涮羊肉”了。最早的涮羊肉

　　国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吃上涮羊肉的呢？坊间流传一 种说法，将这道菜的发明权授予了生活在 700 多年前的元世祖忽必烈。据说，忽必烈在行军途中饥饿，急呼厨师。恰逢冬季，天气寒冷，又断了军粮，厨师急中生智，赶忙烧好了一锅开水，又飞刀切下十多片羊肉片，将羊肉片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结果歪打正着，肉质格外鲜嫩。于是，这次偶然的事件， 便促成了美食“涮羊肉”的诞生。

　　虽然此说在史书上找不到证据，但忽必烈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了涮羊肉大约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宋理宗在位时期 （1224—1264 年），福建泉州出了一位名士，姓林名洪。 某年冬天，他专程前往福建武夷山拜访著名隐士止止大师。 途中天降大雪，一只野兔因下雪岩滑，滚下山来，正好被林洪捕获。比守株待兔的农夫还要走运的林洪手提野兔，来到止止大师住所，打算一起享用。不巧，一时找不到厨师。 于是两人按照止止大师介绍的办法“消灭”了这只兔子：“在 餐桌上放一个风炉，炉上架着汤锅；用酒、酱、椒、桂等 做调味汁，把兔肉切成薄片，待锅中汤沸时，用筷子夹着 肉片，在汤中涮熟，蘸上调味汁来吃。” 很明显，这个吃法，与我们今天食用涮羊肉的方法如出一辙。几年之后，林洪在南宋京城临安的宴席上又吃到了如法炮制的兔肉。眼看炉上锅中汤汁沸腾，如浪涌江雪， 宾主们夹着红色的肉片在蒸气中频频摆动，如风翻晚霞，林洪当场赋诗一首，其中有“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 的名句。林洪随即给这一道菜肴取了个名字叫作“拨霞供”， 而且还将其收入了自己撰写的《山家清供》一书。

　　林洪吃到的拨霞供，就其用料和烹食方法而言，就是火锅涮兔肉。这一点似乎也不难理解。《山家清供》提到的福建、浙江地处东南，按照明末清初的屈大均的说法，“东南少羊而多鱼。边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民间向来有“食在广州”的说法，而粤菜佳肴中亦鲜见羊馔，似乎也为屈大均提供了一个论据。

　　不过，《山家清供》在拨霞供的记载后面偏偏还注有几个字：“羊肉亦可。”若是以羊代兔，拨霞供不就成了如假包换的涮羊肉了吗？这在南宋时期的东南，倒也并不是无法理解之事。有宋一代，皇室肉食消费，几乎全用羊肉，宋室南渡后，仍以羊肉为宫廷主要肉食，自然也就将吃羊肉的风气带到了江南。

　　比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 年），在南宋名臣张俊接待宋高宗的宴席上，羊肉类佳肴就有“羊舌签、片羊头、烧羊头、羊舌托胎羹、铺羊粉饭、烧羊肉、 斩羊”七种之多。如此观之，若七个多世纪以前的江南食 客已尝过美味的涮羊肉，确也在情理之中了。可惜到了后世，这一做法逐渐湮没无闻，以至于晚近的江南虽仍有羊馔，却只限于煮焖得烂熟了的白切羊肉与红焖羊肉了。

　　话说回来，拨霞供是不是最早的涮羊肉呢？恐怕也不见得。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康营子的辽墓里发现了一幅壁画，画上三个契丹人在穹庐中围着三足铁锅席地而坐。锅前有一张方桌，上面放着两只盛配料的碗，还有两只酒杯。桌的右侧放着大酒瓶， 左侧铁桶内盛着满满的肉块。这不啻一幅契丹人吃火锅涮肉的图景。美中不足的是，这幅烹饪图中所煮的肉食，不能断定属于何种动物。不过北宋的大学者沈括提到过，契丹人“食牛羊之肉酪”，因此壁画所绘是涮羊肉的可能性也不小。

　　康营子辽墓壁画描线图为何不是草原产？ 契丹人算是一个草原民族，忽必烈所属的蒙古族则 更为典型。茫茫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民间将涮羊肉与忽必烈联系起来的说法因此倒也显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可这偏偏是不折不扣的张冠李戴。 当然，羊肉的确是蒙古民族的传统肉食。南宋使者出使蒙古汗国时就发现，蒙古族人“牧而庖者，以羊为常， 牛次之”。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于天历三年（1330 年）向朝廷献了一部书，名为《饮膳正要》，这是迄今所知记述 元代宫廷御膳最为翔实的一本书。

　　比如书中记载的柳蒸羊，其做法就是宰杀一只整羊，将其摘除内脏。之后在地上挖一个三尺深的坑，用石头把坑铺满，之后用火把石头烧得通红，再将羊放在铁篦子上，上面用柳叶条覆盖，用土把坑封好，羊熟即可食用了。这道菜的名字虽说有“蒸”字， 但是并不放水，而是用石头的热量和蒸气将羊烤熟，与今日的烤全羊实是一脉相承。在《饮膳正要》记载的 90多种美食里，超过 70 种是用羊肉或羊肉的脏器制成，这本 书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以羊为主料的食谱集子了。可是在 中，偏偏找不到有关涮羊肉的记载。

　　虽说如此，另一个可能似乎不能排除：涮羊肉会不会如同许多美食一样，出自（蒙古族）民间的创造呢？中世纪欧洲旅行家的记载又给这种说法当头浇上了一盆冷水， “如果他们还有忽迷思即马奶的话，他们就不关心任何其他食物”——包括羊肉。即使到了清代中期，那位因为出 身江浙就被乾隆夺了状元（只给了探花）的赵翼也注意到， 蒙古族人“不能皆食肉也”。寻常百姓度日，“但恃牛马乳”。 只有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几家几户才凑在一起宰杀一只羊，分而食之——与汉地穷苦百姓过年时才能吃顿好的别无二致。

　　不仅如此，古代蒙古族人纵然能够搞到羊肉，恐怕也不会选择做涮羊肉。众所周知，涮羊肉需要火锅，火锅则 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而在元代以后的很长时期，蒙古族人都缺少铁锅（遑论更昂贵的铜锅了）！ 乍一听，这颇有点匪夷所思。毕竟 13 世纪后期的波 斯史学家拉斯特·哀丁在名著《史集》里已经记述了大约 9世纪的蒙古族先民为了走出额尔古纳河西南的森林谷地， 利用铁矿“熔山出谷”的传奇故事。可是到了元朝灭亡 （1368 年）以后，回到草原的蒙古各部却经历了一个生产 力大倒退的黑暗时期，彻底丢失了冶炼工艺，连铁锅也造不出来了。

　　铁锅在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但当时的明朝朝廷却顾忌其材质，担心蒙古（当时分为鞑靼与瓦剌）人会拿去重造兵器。因此在与他们的互市中，不起眼的铁锅居然也成了禁止出口的“战略物资”。其实，铁锅大多是以生铁铸造，要改做兵器，就得炼炒熟铁，而当时的蒙古人根本没有这样高端的技术。

　　至于鞑靼、瓦剌军队里那些明盔亮甲， 要么是在以往与明军的战事中缴获而来，要么干脆是买通 明朝边将走私到手的。比如土木之变（1449 年）前的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就依仗自己是大权在握的王振公公的亲信， 把铁制箭头装在酒坛子里卖给瓦剌人。明廷对此束手无策，却拿根本不能改作军用的铁锅开刀。结果给草原上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没有铁锅的话，普通百姓就只能“以皮贮水煮肉为食”了。其影响之大，连瓦剌首领也先都曾愤懑地向明朝使节表示：“我每（们）去的使臣故买卖的锅、鞍子等物都不肯着买了……”

　　总而言之，游牧民族的普通百姓一无肉，二缺锅。清代以前的文献资料绝少见到有关涮羊肉的文字记载，或许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从清宫到 实际上，涮羊肉真正的源头，是距今并不十分遥远的清代。当时，火锅已经非常流行。

　　清代著名诗人兼吃货袁枚在《随园食单》里就明确提到“火锅”这一名称，而且火锅更是冬季宫廷必不可少的佳肴。康熙、乾隆这两位满 族皇帝曾举行过四次千叟宴，每一次宴席上都设火锅。其 中嘉庆元年（1796 年，当时乾隆退位而为太上皇）的那一 次，动用了 1550 多个火锅，创造了火锅宴的规模之最。 此外，清代睿亲王（多尔衮）的后裔金寄水在所著的《王府生活实录》一书中也说：“王府冬至上午要吃馄饨，晚上照例吃火锅，不仅冬至这天要吃火锅，凡是数九的头 一天，即一九、二九直到九九，都要吃火锅，甚至到九九 完了的末一天也要吃火锅，就是说，九九当中要吃十次火锅……”这跟明朝宫廷里冬至这一天要吃炙羊肉、羊肉包、 馄饨的习惯大不相同，显然这沿袭的并非前朝遗风，而是满族的旧俗了。

　　涮羊肉不可或缺的铜锅由于满洲八旗在清代享有经济特权——老舍在《正红旗下》就说旗人男丁每月都能从朝廷领到三两银子，寻常旗人也能吃得起火锅，于是乎，冬天吃火锅俨然变成京城 一景。《清稗类钞》描述当时的场景，叫作：“无论老幼， 皆以涮肉火锅为快！” 他们涮的是什么肉呢？满族并非蒙古族那样的游牧民族，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很早就开始养猪。满族者金启孮曾谈到清代营房中满族士兵的饮食生活，说他们 “非常喜欢吃猪……特别喜欢吃白煮肉”。但论起“涮” 的口味，羊肉到底占了上风。比如金寄水就说，虽然每年都要吃好多次火锅，但头一顿必定是涮羊肉。金启孮同样提到，“涮羊肉也是他们（八旗士兵）喜爱的食物”。久而久之，涮羊肉便被看作北京菜的代表之一了。 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商机。1854年，北京前门外开了一 间正阳楼饭庄。店里的厨师身怀绝技，“刀法快而薄，片方正”，切出来的羊肉“片薄如纸，无一不完整”。如此羊肉，涮起来当然美味。无怪乎正阳楼饭庄很快就以涮羊肉出名了。

　　可惜好景不长，民国初期，羊肉馆用重金从前门外正阳楼饭庄挖来一位刀功精湛的名厨，帮工传艺，很快后来居上。据说，他们切出的羊肉片比纸还薄，铺在青花瓷盘里，透过肉能隐约看到盘上的花纹。

　　到了1942年，正阳楼饭庄反而倒闭了。当时民谚叫作“涮羊何处嫩？要数”，可见已经独占鳌头俨然成为北京涮羊肉的代表。也是出于这个原因，1962年时，特派六名师傅千里迢迢南来广州传技，从此这道北京名菜便在南国羊城的回民饭店落地生根了。

　　如今，涮羊肉早已四处开花，甚至很难再算得上是一道北京地方菜了。旧时京城的一些讲究也已悄然消逝。过去涮羊肉得到立秋以后吃，没听说六月天吃涮羊肉，老北京见了六月天吃涮羊肉的，得笑掉大牙！而今一年四季都有吃涮羊肉的，在大热天吃火锅者亦大有人在。至于这样的老字号在时过境迁之后是否还能被称为涮羊肉的代表，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