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1964年末，已经卧床数月大小便失禁、皮肤溃烂的于右任，突然回光返照，在已气若游丝之际，从沉睡中醒来，颤颤巍巍地先是竖起一根手指，而后又竖起三根手指。　　陪侍的一屋子人均不解其意，不断问于

于右任：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1964年末，已经卧床数月大小便失禁、皮肤溃烂的于右任，突然回光返照，在已气若游丝之际，从沉睡中醒来，颤颤巍巍地先是竖起一根手指，而后又竖起三根手指。

　　陪侍的一屋子人均不解其意，不断问于右任何意？不管怎么猜测，于右任都还是摇头。人们无从辨猜，只能哀叹！

　　弥留之际的于右任

　　直到1964年 11月10日，于右任驾鹤而去，才不断有人悟出：先生的那个“一”和“三”，指的是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啊！

　　重病之时，写了一辈子字的于右任把遗嘱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终于还是一个字也没留下。鉴此，治丧委员会将他两年前病危时写的《国殇》（即《望大陆》）视作他的遗嘱：

　　《望大陆》在大陆展出现场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这啼血的诗篇，而今已广为炎黄子孙所传颂。他眷故土、思统一的爱国情怀，与陆游的“但悲不见九州同”一样，已然成为成为千古绝唱。

　　1964 年台湾邮政总局发行“元老记者于右任”邮票，上面有于右任所书“为万世开太平”

　　曾有人说，能够为两岸人民共同尊敬的人当然是孙中山先生。除孙中山先生之外，恐怕就要数于右任先生了。于右任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生中作书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于右任84岁华诞时，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氏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

　　在战争年代，作为奉行“天下为公”的书法大师，时人评价于右任的书法是“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

　　书写中的于右任

　　1948年5月，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空前激烈，几位候选人各显其能，派车、摆酒、送礼、拉关系，问及另一重要参选人于右任，答曰：“我有条子。”代表们诧异：于大胡子啥时候有金条了？到时一瞧，却也不凡：为了让代表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打算，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凡代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同时，另设一长桌，放置他签名的照片2000张，每张照片上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分市、分县或分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检取。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大多数人都悟出于右任是以声望和一支笔作为竞选的力量。

　　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即遭淘汰。他的一位同乡代表说得十分中肯、有趣：“纸弹是敌不过银弹的。”次日他准时出席，一派飘逸大度，全场代表起立鼓掌，达10分钟不息。即使最后是李宗仁获胜，但于右任清贫豁达的形象，却成了民国官场的典范。

　　于右任

　　于右任从小便在私塾中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间从太夫子汉诗亚农公学草书，临王羲之《鹅字帖》，遂得书学启蒙，对他后来书法求新求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活临”而不是依样画葫芦，是于右任临习古人法帖的最重要艺术经验，这正是体现了“学我者活，拟我者死”的艺术理念。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运动，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他作书时常以香烟罐贮墨，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他的草书深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爱，政坛显要、名流时贤、后学僚属，以至贩夫走卒索墨者如过江之鲫。

　　曾经就有一则趣闻，说的是于右任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期间，常有人在墙角便溺，于是于右任便写下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叫侍卫官贴到该处。侍卫官灵机一动，来了个“偷梁换柱”，他请人另写了六个字贴出去，把“真迹”改为“小处不可随便”裱起来，视为珍宝。

　　于右任书秋瑾墓志铭

　　当时于右任为知友作书很讲究用句的贴切。如为张大千题的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为蒋经国题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校友黄季陆赴台后掌管教育，于为他题的是“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一南洋华侨请他为当地的关帝庙题楹联，他考虑华侨不谙古汉语，用白话文写就：“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于右任既然不贪财，那么为人写字就更不会看来者的职位与身份，标准只是他喜不喜欢。宋子文很喜欢于右任的字，特置一把珍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于右任拒绝。但于右任却为南京夫子庙大集成酒馆的女侍写了一副：“玉壶卖春茅屋赏雨，座中佳士左右修竹”。

　　于右任《第二次大战回忆歌》局部

　　因为于右任的字很值钱，台湾的很多落魄文人都靠写于右任的伪作来度日。于右任的下属知道后坚称必须“严惩”，于右任反倒关照“不要为难他们”。不仅如此，见到台北和平东路街头一商店招牌也假冒他的字，于右任不仅不恼，还欣然为店主重题了一幅真迹。店主送一大笔润金，于右任却坚持不收，店主则感激涕零嗟叹不已。

　　于右任前后修订了九次《标准草书》方才定稿。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但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于右任《标准草书》书影

　　由此可见，于右任的字品、人品皆为上品。也因此于右任的口碑，在民国政要中一直都是最好的：于右任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亲手缝制。他做高官，享厚禄，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穷。于右任几乎是一辈子闹穷。

　　30年代，他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

　　于右任书总理遗嘱立轴（西安市文物局）

　　于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作为国民党要员，政事之余于右任便涉猎碑帖典籍，逐渐醉心于北魏书法。虽然平素“寒酸”，可到了碑石收藏上，于右任可从来没有手软，于右任回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时，闲暇之余对搜求购置碑石墓志兴趣颇浓。经20年的辛苦搜集，耗资十余万银元，收集保存了390余方墓志书法，其中，魏墓志就有149方之多。因其中含有七对夫妇合志，遂自命斋号为“鸳鸯七志斋”。

　　鸳鸯七志斋

　　为保护这些珍宝，1940年，他面托杨虎城将军避开侵华日军的追踪，派专人将这批珍贵的碑石由北京护送回西安，捐赠给西安碑林。其中“军中偏有暇，稽古送黄昏”便是当时搜求碑石墓志的写照。

　　今日的敦煌宝藏日益受到中外瞩目，数据化工程也在逐渐完善。而在1941年，63岁的于右任考察西北之时，当时的敦煌许多洞窟濒于坍塌，有的壁画大块脱落，地方当局听之任之，敦煌宝藏完全处于消亡殆尽的状态。于右任心痛不已。看过敦煌的凄凉景象后，他不顾年迈和艰险，又乘坐大木轮牛车赴敦煌的姊妹窟安西万佛峡、榆林窟调查，其景象之差比敦煌更甚，于右任心情更加沉重。

　　于右任书法

　　回折兰州即与地方当局商讨保护事宜。返回重庆后，于右任遂起草建议书一件，痛陈敦煌之价值，现状之凄惨，“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敦煌建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在于右任等一批爱国人士的强力推动下，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常书鸿始带人进驻，遂有了中国现代史上对敦煌宝藏的第一次国家层面上的科学保护与研究。

　　于右任既重视对于文化的保护，也能从中汲取营养，于右任的行楷书艺术，便是在北魏楷书中融入了行书和隶书的笔意，可谓融碑帖于一炉，形成他独特的书作。于右任早年书从赵孟頫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于右任之所以喜欢魏碑，是因为他欣赏魏碑中的“尚武”精神，有粗犷豪放之气。这就是他把书法审美与振奋民族精神结合起来的理念。

　　于右任手书大任

　　那么，究竟为什么以于右任的地位和才干，却甘愿穷上一辈子呢？

　　这缘于他一生清廉，不置私产，但是，就在持守清廉安于平民化生活的同时，于右任却以其远见卓识，以极大的热忱关心扶植文化教育事业，或出巨资；或亲自奔走上下斡旋。一腔爱国之诚感动引导过无数人。于右任艰难兴学，深得孙中山赞赏。他认为“欲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 ”。他十分注重兴学，除在上海创办“复旦”、与共产党人共办“上海大学”外，更关注家乡的教育。

　　二三十年代，他就呼吁社会贤达“兴学兴农”、“开发西北”。在陕西，于右任首倡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了陕西中山军事学校，以及渭北中学。最早于1917年在三原县建民治小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而提供助学金。资金完全由他募集。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1940年前后，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写信给于，称学校经济困难难以为继。于右任复信云：“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